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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4-05 11:28:11编辑:怒猊渴骥网浏览(22)
近年来,由收入两极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因此,如果想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仅仅简单提高起征点和对工资薪金所得调整税率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必须改变当下实行的分类税制,尽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并且加强对非工薪所得高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进入专题: 个税改革 。
3000元起征点是否过低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标准即起征点,由现在的每月2000元上调至每月3000元。新闻媒体上刊发的评论普遍认为起征点过低,有违民意,建议调整到5000元甚至10000元。根据权威统计,目前中国的工薪收入者只有28%的人交纳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将只有12%的人交税,这还不包括月收入普遍低于2000元的农民,也就是说,在3000元的起征点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必交纳个人所得税。其次,新的方案对于月收入 20000元以上的中等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税负是增加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有效降低个人税负,更应当关注的是商品税而不是个人所得税。
虽然提高起征点和调整税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收入差距,但是,在目前的税收机制下,我们将征税目标过多地集中于工资薪金所得,而没有将重点集中于股票、红利、不动产转移所得等,更没有指向高收入者的不透明收入,导致了个人所得税税收总额 60%以上来源于中低收入者的工资薪金所得。这样既提高了公民纳税意识和积极性,也有效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美国则是错误判断这一轮全球化形势,2001年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从6%多降到1%多,扩张信用与贷款,刺激房地产,鼓励大家赚钱。
IMF前天报道,中国经济预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要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纽约大学的鲁比尼教授曾准确预测美国金融危机,他这次在国际上预测中国要在2013年出事,当然他没有用到"危机,崩溃"这些词。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你想想,最近IMF预测的,2016年中国GDP赶超美国,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规模是世界数一数二了,这么大体量的经济,金融市场彻底放开的话,人民币资产市场自然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市场,上海自然是国际金融中心了,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吧,这是很简单的逻辑。中国和美国金融市场结构不一样,不能简单相比。
很有意思,这些历史的案例,都出现了政府会超发货币的方法,都遇到了金融危机,但最后都是超发失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大衰退。但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状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在人民银行当司长。
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钱花不完,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大量倒闭。金融完全开放的具体时点,可能是2019年,也可能是2021年。《新财经》:您觉得,到2020年,这样的目标可以达成?夏斌:我想2020年只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夏斌的话机非常敏捷,当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他就知道我们的意思,接过话头,滔滔不绝地展开了。
有意思的是,晚清政府并没有有意识的主导这一轮经济增长,反而是民间资本的自由化拉动了经济。夏斌:记得我在2006年和蒙代尔一起参加人民大会堂一个论坛的时候,当时格林斯潘正卸任,全球包括中国的媒体在大肆赞扬他,而我不这样认为。现在国际社会都提出要改国际货币制度,开始都看到这个根本原因了。为了尽快使这些金融机构充实资本,所以拉了一些大型企业进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需要。
既是一种理论的展开,也是一种实际的操作,既是一种全球视野的战略,也是针对国内市场的一种定量分析。后来有人说监管不力,我说,到底是监管不力,还是不愿意监管?2004年,美国证监会管理规定还在放松高杠杆,2005年,还没当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等主流经济学家,还在喋喋不休讨论美国经济不平衡可不可以持续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更快的对外开放,而是对内要尽快的开放,像刚才说的民营企业问题,利率市场化问题,要尽快的市场化。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美国人的底气,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有的属于中小企业经营确实是不行,该淘汰了。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发展解决问题,现在发展的速度不能像过去那样11%、12%的两位数增长了,这个矛盾就更尖锐了,政府确实很难。但是夏斌说,生孩子是一个具体的过程,没生过孩子的人,怎么能理解肚子的疼痛呢?正是将自己放在一个身体力行的位置,夏斌这些年主要的工作,就是孜孜不倦地在构建一个国家的金融战略。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可能还在原地,甚至比原地有所退步?比如说,银行连续几次调整,都是在银行准备金上做文章,而没有在利率上做文章。当然,监管问题也是不能轻视的问题。用体制内,体制外这个划分不太合适,体制内不少人是明白要走的方向是什么,重要的是在选择如何一步一步往前走。
如果资本项下完全放开的话,美国乱发货币,中国目前是受不了的。《新财经》:从您的陈述里,我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激活市场,一方面则是淘汰。
夏斌显然不是那种象牙塔里的纯粹理论经济学家,他说自己一直站在国家的土地上思考,他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肯定是国家主义路径。我读到的历史,1883年之前,从1820年到1883年,晚清迎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期,那时候的GDP还是不错的,亚洲第一。
在这个问题上,我阐述什么观点呢?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现在共和国有很多"小儿子",就是很多行业需要发展,财政没有钱,养老、医疗、保险等等都缺钱,现在需要救"小儿子",救很多行业。由此我想到几个历史事实,1929年的美国胡佛总统,他当时通过政府超发货币刺激经济,还有一个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之前,也有一个超发的过程。
夏斌:所以目前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自然包括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内容,2020年就是一个奋斗目标期。《新财经》:最近这两年货币超发的问题,温总理也提到,要关注通货膨胀背后的货币因素。某种意义上,无疑是中国金融的福音。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能这么做,客观深刻的制度原因,是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导,他能够利用这个制度。现在国际社会都提出要改国际货币制度,开始都看到这个根本原因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从长远看,中国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机遇,但是这个潜力最终能不能发挥,机遇能不能变成现实,需要我们在当前的结构转型中把握好。到现在为止,尽管在通过准备金率等各种手段不断对冲,流动性还是多,这是第一个概念。
某种意义上,无疑是中国金融的福音。换句话说,中国、日本、欧元区政府犯同样的决策错误,能引起世界当今这么大的危机?不可能,利用不了这个制度。
后来有人说监管不力,我说,到底是监管不力,还是不愿意监管?2004年,美国证监会管理规定还在放松高杠杆,2005年,还没当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等主流经济学家,还在喋喋不休讨论美国经济不平衡可不可以持续的问题。市场现在很纠结,很困惑。如果能解决好,速度该下来就让它下来。《新财经》:有人因此就揶揄,连人民币自由兑换都遥遥无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是有点贻笑大方。
一方面都看到中国过去那种增长方式要出事,另一方面看见现在资金一紧,经济稍微下行了,就要求放松政策,很矛盾。由此我想到几个历史事实,1929年的美国胡佛总统,他当时通过政府超发货币刺激经济,还有一个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之前,也有一个超发的过程。
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发展解决问题,现在发展的速度不能像过去那样11%、12%的两位数增长了,这个矛盾就更尖锐了,政府确实很难。在长远的角度看,夏斌显然深深赞同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怀疑与批评。
《新财经》:最近这两年货币超发的问题,温总理也提到,要关注通货膨胀背后的货币因素。与此同时,纽约大学的鲁比尼教授曾准确预测美国金融危机,他这次在国际上预测中国要在2013年出事,当然他没有用到"危机,崩溃"这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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